巴黎恐袭背后的“欧洲隐疾”

1月10日,法国尼斯,民众举着“我是查理”的标语游行,纪念在《查理周刊》恐袭案中的遇难者。

2个蒙面人,手持AK47,出现在了一群拿着笔杆子的漫画家面前,蒙面人喊着主编的名字,扣动了扳机。蒙面人穿着典型的黑底白字“圣战制服”,身背卡其色弹药袋,说着毫无口音的法语。

《查理周刊》是法国争议不断的讽刺漫画杂志,但这并不是一场漫画引起的,这是一起法国本土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惨剧。与曾在欧洲发生的“独狼”式袭击不同,武装分子专业、冷静、有计划,虽然在警察的强攻下,歹徒兄弟两人已被击毙,但欧洲的升级是此次事件值得注意的信号。

法国本土有不少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窝点。去年11月,法国警方在靠近里昂的一个小镇逮捕了几名极端分子,截获了极端组织的宣传资料和旗帜。

《查理周刊》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法国警方就已确认了两名作案者:赛义德·库阿希与谢里夫·库阿希。兄弟俩,阿尔及利亚裔,年龄分别是34岁和32岁。

从持重型武器实施枪击到多次劫车逃亡,再到与警方对峙,显露出他们的计划性和“专业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对新京报记者说,欧洲的升级是此次事件值得注意的信号。无论是武器还是受训的程度,都比之前有所增强。

这离不开伊斯兰极端组织分部在欧洲的地下组织和疯狂的圣战招募者“口传身教”的蛊惑。这也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渗透欧洲的最原始的方式。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弟弟谢里夫接触极端思想最早。他在十几年前就加入了一个被称为“Buttes-Chaumont”的圣战者组织。这一组织被看做在中东以外的圣战组织“先驱”之一。

库阿希两兄弟父母早逝,谢里夫在法国西部雷恩的看护所长大,青少年时期来到巴黎,和哥哥赛义德住在一起。他曾经打过多份工,送比萨,当店员,卖鱼。

在巴黎时期,谢里夫住在第19行政郡。在那里,他认识了一名突尼斯裔法国人塔摩尔·布查纳克。两人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变得熟识,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丑闻令他们深受震撼。

后来,谢里夫在家附近的一所清真寺遇到了圣战招募者法耶德,视他为“精神向导”。这名招募者被称为“巴黎19郡和伊拉克费卢杰的联系纽带”。

2005年,谢里夫和布查纳克双双被捕。此时,他们正打算前往大马士革,然后去伊拉克战斗。在等待审判的一年多时间里,谢里夫遇到了他此后的导师德拉玛·班哈尔。后者由于策划对美国驻巴黎使馆的爆炸袭击而被判10年监禁。

出狱后,谢里夫又遇到了更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萨利姆·班加勒姆。他也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是美国最希望逮捕的国际之一。他和谢里夫的好友布查纳克共享同一个监狱牢房。

在弟弟的影响下,赛义德也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他在2011年曾赴也门接受“基地”组织分支的培训。

不求助于家庭和社区,这些年轻人喜欢求助于网络,比如他们会谷歌“一个穆斯林应该怎样做?”,而极端主义者便会在网络上“引诱”这些年轻人。

疑犯兄弟都是阿尔及利亚裔。民族融合方面的一些问题,也令法国风险有所增加。

法国是欧洲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国家,大多来自北非等法国前殖民地国家,尤以阿尔及利亚居多。据智库门石研究所估计,法国现有约650万穆斯林,占法国总人口10%,几乎所有的法国城镇之中都有穆斯林居民,大约一半人拥有法国国籍。

法国的政策较为宽容。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介绍,法国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让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

但近年来这一模式遭遇了挑战,最典型的就是穆斯林女性头巾之争。2011年4月,法国的新法律生效,规定在公共场所不能戴盖着面孔的饰物,引发抗议。

反恐专家岳刚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法国对穆斯林妇女的面纱禁令这种敏感事件,极其容易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放大和利用,引起更多穆斯林青年极端化。

另外,尽管很多穆斯林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法国出生,有法国国籍,说着流利的法语。但进入法国社会“上层”的穆斯林较少,其生活状态仍然与主流社会有一定的距离和不同。

田德文说,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失业率较高。大量穆斯林青年没有工作,加之穆斯林移民大多住在移民聚居区,就更加容易滋生帮派和犯罪问题,也容易为极端主义所吸引。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潘迪斯说,“和我谈话的巴黎青年穆斯林都很自豪他们是法国人,但也想弄清楚,同时是穆斯林和法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她曾经被美国国务院派往80多个国家与穆斯林群体对话。她认为,不少年轻人仍然有身份认同的困惑。

这种控制令年轻人与外界隔离。当他们变得足够脆弱,拿着前往叙利亚机票的中间人就适时出现。一旦年轻人踏上这段旅程,几乎就无法逆转了。

德国媒体曾采访过一个在最后一刻逃出招募圈子的年轻法国人,文章中称他为“伊曼纽尔”。

“伊曼纽尔”在几年前皈依穆斯林,他说,在温和的清真寺中,人们告诉他要平静,不要急躁。“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说,“世界上经常不公,我希望能够更快地找到真理。”于是,他开始将热情倾注在网络上,希望找到真理。“这很简单,一个网页连着一个网页,最后我停留在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页面上,从而踏上了这趟糟糕的旅程。”

几乎没有人愿意透露,自己曾经和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过。这种联系非常危险:一旦上钩,想要脱离很难。

圣战主义者宣传的方式主要是给年轻人看令人震惊的图像,显示西方世界的各种腐化。

“伊曼纽尔”说他相信了这些宣传。“人一旦相信了这些,会觉得在身边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人会变得很偏执,觉得到处都是丑恶。”他在最后一刻顿悟,明白这些想法不符合任何宗教。现在,他希望今后能够致力于反对圣战主义。

与法国政府合作、为法国警方讲述各种伊斯兰极端组织渗透技巧的社会学家布扎说,伊斯兰极端分子禁止人们吃西方的食物,并为他们开出一长串需要摒弃的食物清单。受到蛊惑的年轻人被告知要扔掉父母的酒和香水,撕掉有图案的窗帘,而且不能听音乐。

这种控制令年轻人与外界隔离。当他们变得足够脆弱,拿着前往叙利亚机票的中间人就适时出现。

也有一些女孩子前往中东。“她们以为去叙利亚是做人道主义工作。”布扎说,“但是当她们到了那里,发现人们在被屠杀,她们会给家里打电话,嚎啕大哭。大部分女孩都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联合早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刺激欧洲民意对伊斯兰的敌视,并借此吸收更多遭歧视的穆斯林加入极端主义运动,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法国媒体一向以自由著称,《查理周刊》惨案发生之后,法国乃至世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我是查理”运动。在很多穆斯林看来,实在无法接受《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代表法国穆斯林移民利益政党的法国PIR党多年来对该周刊批评不断,当然该党不主张暴力的形式。

岳刚表示,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撞,令穆斯林觉得对他们的文明尊重不够,容易被极端分子所利用,形成的土壤。

“谁是此次袭击的真正输家?是我们,是法国的穆斯林群体。”一名法国穆斯林在推特上写道,“我们被污名化,人们无缘由地害怕我们。”

美国媒体Slate撰文称,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前,法国已经处于的边缘。

法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因而被列为西方的主要敌人之一。去年,伊斯兰国的一名发言人号召全世界的支持者在所在国家发动攻击。他特别提到了法国是重点目标。

岳刚指出,西方有选择性地支持叙利亚战场上的组织,结果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武装的壮大,令一些欧洲的穆斯林年轻人跑到叙利亚接受训练。经过了战火锤炼的这批人,一旦回流到本国,制造事件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法国内政部的信息,超过1100名法国公民已经或者计划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其中有376人目前仍滞留在叙利亚或伊拉克境内,至少已有36名法国人在当地身亡。

英国《每日邮报》评论称,是阿桑奇和斯诺登损害了安全性,情报部门从没有怀疑过新的将在西方国家发生,这次可能是我们为宝贵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据新华社电 制造血案的兄弟两人有着丰富的前科:哥哥曾在也门接受“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训练数月,而弟弟则是极端组织活动的常客,为何两人的背景和经历并没有引起法国反恐部门的足够重视?

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承认,袭击发生前,两兄弟中没有任何一人受到24小时不间断监控,情报人员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即将发动的任何迹象。

“(情报收集工作)当然有疏漏,”法国总理瓦尔斯9日表示“这也是我们必须分析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原因。”

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负责人、安全专家格朗德认为,法国或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情报工作。

不过,一些反恐专家说,情报机构也有难处。他们每天需要处理的数据量相当庞大,列入监控名单的人员数以千计,不仅包括从海外回国的极端人员,还有涉及金融犯罪、性犯罪等严重犯罪行为的人员,出现疏漏在所难免。

“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监控名单开始变得越发冗长,这意味着警方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跟踪每一个人,”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法籍反恐专家戈米说,“跟对人没那么容易。我们身边的杂音、数据太多,不一定就能捕捉到正确信息并在需要时采取行动。”

戈米告诉美联社记者,就库阿齐兄弟的案子而言,实时监控的做法受到来自司法层面的限制。例如,赛义德先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而最近一桩针对谢里夫的案件已被驳回诉讼。

“你只能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他说,“你不能因为他们持有极端思想就逮捕他们。许多人会说,我们早应该把他们抓起来,但我们必须尊重法律。”(储信艳 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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